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执行问题的探讨

湖南省永兴县工商局 刘显桂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其行政职权的行使和行政职责的履行必须以国家强制为保障。针对形形色色的违反市场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以国家强制对其进行规范以保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行为的有序进行，行政强制执行的有效实现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目的、保证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行政强制行为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并有很强的强制性和即时性，易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益造成侵害，建立和完善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规范和确保行政强制执行，既是依法行政的需要，也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本文从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的角度，探讨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强制执行问题。
一、行政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对行政相对方人身及财产自由、行为等采取的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和。包括日常行政管理需要采取的行政手段、对涉嫌违法行为采取暂时控制性的强制措施、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拒不履行法律规定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和行政决定设定的新的义务，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的特征：
1、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行政强制执行以行政相对方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和行政机关依法设定的新的义务为前提。
2、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有两类，一种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行政相对方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另一种由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由人民法院执行。
3、行政强制执行的客体：行政强制执行的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还可以是人。
4、行政强制执行不允许进行执行和解。所谓执行和解就是指在指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从而终结执行程序。在民事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是法律允许的，但是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则不允许执行和解。
行政强制是推进行政监管的重要手段，行政强制执行是实施行政强制的根本保障，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制度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己直接执行为辅的制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强制执行只有加处罚，有条件地将查封、扣押财物拍卖抵缴罚款，个别规章规定对拒绝、拒绝行政监督行为实施处罚等少量的措施。
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困惑和问题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着监管市场的重要职责，为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必须确保其行政强制行为的有效实施。笔者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基层执法人员，在实际的执法中，感到行政强制执行难，困扰着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行政强制执行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1、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不明确。设定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在部门规章中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比较多，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机关重要的职权，在部门规章中自我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显得有些尴尬，如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暂停销售，听侯检查，不得转移、隐匿、销毁有关财物命令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视情节给予处罚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就感到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在这样一部规章中的条款能否作为执罚的依据尚待商榷。对拒绝、抗拒工商行政管理的给予直接制裁，具有少数部门规章中有规定，法律、法规一般都没有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设定该项权利。这种由部门规章自行设定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做法，使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大打折扣。
2、行政强制的设置零乱。工商行政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市场管理部门，涉及法律法规多，工商行政管理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散见于多个法律、法规和规章，由于不同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时期和背景的不同，贯穿了不同的立法理念，因此而造成对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因主体的不同，违反的法律不同，而依法能够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又易造成实际运用的差错。如属于《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范登记管理的企业，如抗拒监督检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则可以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给予处罚，对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不自觉缴罚没款的，可以依据该细则通知银行，予以划拨。其他性质企业的登记管理法规无此类规定，现在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的企业已很少，更多的是公司类企业，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却没有似的规定；《打击投机倒把暂行条例》设定了查封、扣留、冻结银行帐号、强制划拨银行存款等行政强制措施；《无照经营取缔办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设定了查封、扣留的财物的行政强制权，《反不正当竞争法》设定了
对抗拒执法的处罚权，但对拒绝监督检查的予处罚的规定不全面。大量其他法律、法规很少有查封、扣留、冻结银行帐号、银行划拨、对拒绝和抗拒监督检查行为给予处罚等很有必要的行政强制权的设定。《银行法》实施后，实际废止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由规章赋予的银行冻结、银行划拨的强制执行权。面对如此零散、零乱的行政强制权的设定和或强或弱的行政强制权，执法人员容易凭经验、凭感觉、凭需要而不是根据法律、法规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乱作为。
3、行政强制行为缺乏应有的法律的保障。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关当事人应当接受和给予协助，但在实践中拒绝检查、抗拒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实际中登记保全、封存、
查封等行政强制措施无法正常实施，对此有关法律没有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抗拒监督检查行为直接给予制裁的权力，面对这类情况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使监管无法进行。虽然法律规定对抗拒、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可以移送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条例处罚，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感到这种“移送”是那么的“遥远”，只能是“望梅止渴”。对没有实施暴力的拒绝、抗拒监督检查行为，如其移交公安机关处罚，不如同时赋予行政机关直接处罚权力，由行政机关直接依法制裁。另外，现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直接强制执行的手段软弱，很难
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终结。
4、行政强制的“软”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行政强制的“滥”。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的局限性和客观因素造成的行政决定的执行难，行政执法人员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正门行不通，走偏门强行推进，这种做法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治气氛较浓的国家的实践中显得十分凑效。这就可能造成了行政执法人员行政强制思想上的错位和手段上的不规范。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经常参加的地方政府惯用的组织多个行政机关(甚至包括非行政机关)开展的集中整治行动，就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手段有限，只有靠多部门、多人员的气势强力推进行政监督，在这样的整治行动中，往往强调的是结果，而不顾过程，其中的方式和手段能否确保依法行使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行政强制的“软”使行政处罚变成“行政协商”，处罚也流行了“折扣”，因而行政执法中常常出现讨价还价的场面，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5、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作行政机关最终最有力的强制执行手段，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程序繁琐，时间长，特别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需在行政决定的法定起诉期限届后(一般三个月后)，时间拉得过长，容易造成执行难，影响行政效率；二是法院在处理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随意性较大，也不能保证行政决定执行的及时和到位，有时客观上实行了执行和解；三是由于部门利益，法院向行政机关收取费用，申请强制执行还可能增加行政机关额外开支，行政成本的增加造成行政机关往往不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不如用“土办法”好。
6、行政处罚文书的有效性与申请强制执行的矛盾。依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文书一经下达就是有效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觉履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是提起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按照《行政处罚法》，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主要依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然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规定期间不提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就意味着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在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后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显然不利于对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和查处，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可能造成违法行为的延续危害和违法者逃逸处罚。同时，行政机关为了确保行政处罚的实施，一般都作出了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决定，三个月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处罚金额翻了两番，使本来 就难以执行的案件增加了更大的难度，在实际中加处罚一般也难以兑现，这样又失去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不中止行政处罚的执行，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产生矛盾，《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否定了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有效性，剥夺了《行政处罚法》赋予行政机关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而客观上是放纵了违法者，违法者违法得不到及时查处，侵害了更多人的权益，背离了立法者的本意。
针对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强制执行的诸多问题，应本着有利于实现行政目的，保障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规范行政强制行为，从而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指导思想，从法律制度入手，按照行政强制法定的原则(由法律设定强制执行措施)，尽快制定行政强制执法和工商行政管理组织法，明确赋予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相适应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对长期肩负着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重任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权力上要给足，在使用上要从严，产生后果的责任要分明。从理顺行政强执行机制入手，研究必要的法律规范，加强公安机关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保护，坚决打击拒绝、抗拒行政执法的行为，增强法院强制执行的力度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可操作性，可探索建立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机构，集中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从规范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入手，强调依法行政，严禁过多过滥使用行政强制权，在实施行政强制之前，只要情况允许，行政机关应当先采取一般管理手段解决，然后才考虑行政强制，要解决行政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拓宽行政管理方式，少动用行政强制手段，强调、鼓励和说服自觉履行；一旦申请法院执行，要积极配合法院，及时掌握违法者的经营动向和资产情况，为法院提供执行信息。





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五华检察院 赖兴平


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重要的职能之一。然而，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却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已明显滞后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需要以及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着许多立法缺陷。伴随着改革方式的不断深入和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构想，完善现行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就办案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 民事检察抗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抗诉的范围和条件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民诉法第185条的立法规定，已大体上划定了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 但也留下了一些不确定之处。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监督抗诉的范围是及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和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对此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是相左的。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法院所做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只要具备“法定抗诉条件，检察机关就可以提出抗诉。而一些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仅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做出的某些裁判，可抗诉的裁判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法院与检察机关在抗诉监督范围上的分歧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的冲突。事实上，自1995年开始，最高法院已数次用“批复”等方式就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定抗诉的范围做出了限制。将抗诉的裁定范围仅仅限于不起诉、不予受理及驳回起诉的裁定。而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在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滥用司法权、违法作出裁定的行为也已司空见惯。法官的这些违法行为既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法制，也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检察监督无疑是对这些案件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将检察机关挡在门外，这明显是对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种不当限制，是事实上的越权。
(二)、检察机关抗诉与法院审判的审级之间的矛盾。《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由于民事诉讼法未对抗诉的审级作出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应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由哪一级法院审判，在实践上产生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检之间也形成较大的冲突。实践中，经常发生检察机关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屡次退回，或同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指令下级再审，检察机关因此拒绝出庭的现象。例如不少法院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审级对应原则，也造成诉讼程序上的混乱。按照规定，基层检察院没有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基层法院也没有审理抗诉案件的权力，如果上级法院指令它审理抗诉案件，就会出现下级法院驳回上级检察院抗诉的局面。而且下级法院通知上级检察院出庭也没有法律依据，通常做法是让下级检察院出庭，造成“出庭的不抗诉，抗诉的不出庭”的不合理现象。从目前导致法院错误裁判的原因看，由原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再审，未必能摆脱腐败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再审的质量。且原审裁判有些是根据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有些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认可的，即使同级检察机关出庭监督再审，也难以通过再审纠正错误。而如果都由上级检察院来行使抗诉的权力，上级人民法院来审理抗诉案件，大量的抗诉任务将集中在上一级检察院，会削弱它们对下级院的业务指导功能。
(三)、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法院之间产生的矛盾。当法院决定对抗诉案件进行再审，依据民诉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再审、以何种身份、处于何种地位、有何权利义务等，民事诉讼法则未有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对检察机关在再审中的任务做了一些规定，该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再审时出席法庭的主要任务有四：一是宣读抗诉书；二是参加法庭调查，三是说明抗诉的理由和根据；四是对法庭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是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程序，如案卷的调阅和证据的收集，抗诉书的送达和期限，抗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是否享有参加辩论的权利或义务，法律都无规定，致使实践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由于检察机关在再审中的地位和称谓，法检两家不能形成共识。法院认为，再审中的检察人员是因为抗诉才参加到诉讼程序中来的，既非原告，也非被告，更非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代表检察机关出庭抗诉的人，因此，应当是抗诉人。而检察机关则坚持再审中的检察人员为检察员。在实践中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席位也很不统一，有的设置在审判席右侧，也有的与申诉人同席。而且也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的作用认识不清，无法界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法院限制检察人员职责范围的现象，例如只让检察人员宣读抗诉词，但不允许其发表出庭意见。这就使得检察机关不得不完全听从整个再审过程，实际上检察机关派出的人员已经成为可有可无、名为抗诉人实为旁听者。这就无法发挥抗诉的作用。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抗诉开始的时间，对于抗诉的次数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抗诉案件无审理期限的规定，容易造成实际的矛盾。
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立法建议
对于上述的检察抗诉问题，主要是在享有审判权的法院和享有检察监督权的检察机关之间发生的法检冲突。至于矛盾加剧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冲突的双方缺乏沟通，然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民诉法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就难免还会做出诸如此类的矛盾决定。我国的检察监督属于平等模式，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处于平等的地位，各自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抗诉权，审判权和抗诉权在民事诉讼法中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所以，我们应该本着平等的原则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而由最高法院单方来决定检法冲突的立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双方都是冲突的一方，双方行使各自的职权都不一定正确。因此我们需要引入一个解决的机制。就解决目前的矛盾来说，让冲突的双方进行协商取得共识，是一个好的办法。但从长远来看，两者还存在利益冲突，利益的调和有时光靠两者的协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就本人看来，对抗诉问题的解决还应该有赖于立法机关的解释或决定。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同时，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拥有制定、修改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力，并且早在八十年代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经明确规定：凡属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这一规定，实际上已将法检冲突的裁断者界定得非常分明。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就是由人大对两者的矛盾做一个判断，并以法律的形式就上述问题做一个明确的规定。下面笔者仅对民事检察制度的完善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明确抗诉的提出级别和审理的级别，赋予基层检察机关民行抗诉权。是由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还是赋予下级检察院抗诉的权力是我们要解决的重点，实践证明，要赋予基层检察机关民行抗诉权。当事人在法院的判决、裁定作出后，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可向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再审，即同级抗同级审，体现职权上的对应性。也符合“同级相适应”原则，这样做既能避免当事人劳累和司法资源浪费，又有利于信息反馈，更能及时有效地发挥监督功效。同时立法还应明确检察机关在再审程序中的职权，如有权调阅法院审判（执行）案卷；要明确规定抗诉案件再审的期限；明确抗诉案件再审中检察机关的地位、职责及行使的权力；明确检察机关在办理抗诉案件中针对几类特殊情况的调查取证权等等。
（二）明确抗诉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和对执行程序的抗诉权。法院调解同样也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其实质是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处理。调解书具有和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法既然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调解行为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就理应成为民事抗诉的对象。而执行程序是审判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生效判决、裁定的延伸，错误执行案外人的财产、曲解判决书的执行内容、滥用强制措施等是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的否定，同样侵犯了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司法解释认为确保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排斥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中裁定的抗诉是不符合有错必纠、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所以应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对错误的执行有提起抗诉的权力。
（三）完善抗诉的程序，赋予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监督诉讼全过程的权力。明确抗诉的发动时间，抗诉的具体步骤，以及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的角色地位，检察人员除了宣读抗诉词，还应该赋予其发表出庭意见，参加法庭调查的权利。除此之外，还应赋赋予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监督诉讼全过程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全过程进行监督。但法律对具体如何监督没有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仅将检察机关民事法律监督的方式规定为抗诉，大大削弱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留有监督盲区。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但要对生效的民事裁定、判决实行监督，而且也要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回避申诉、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等民事决定实行法律监督，也要对特别程序、监督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及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更要对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执行措施，案件执行中止和终结进行检察监督，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全面化，才能保证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全面和彻底性，才能实现民事检察监督活动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四）、确立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利，赋予各级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民行起诉权。检察监督作为一个完整的原则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起民事诉讼。第二，参加并监督诉讼。第三，提出抗诉。即人民检察院对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国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庭，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笔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源于“私人范畴”的民事关系的日趋社会化，人们的权利观念正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要求对公益损害提供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公民和法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如公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受到损害后，不知起诉，或者无力起诉，尽管法律规定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起诉的几乎没有。因此笔者认为，对以上几种情况，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侵害国家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监督，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不但合理而且是必须的，然而不完善的制度给实践造成很大的困惑。摆在法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继续完善现有的抗诉制度，还有必要探索民事检察起诉和参与制度在中国的适用。只有建立民事检察起诉、参与诉讼，完善抗诉的机制才是完整的检察监督制度，才能克服当前面临的诸多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矛盾，才能更好保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栾 杰：《民事检察监督权若干问题探讨》
2、蔡彦敏：《从规范到运作——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载《法学评论》
3、蔡彦敏著：《民事诉讼主体论》，广东人民出版杜2001年出版
4、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5、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6、参见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7、李忠芳编：《民事检察学》，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8、方立新著：《西方五国司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