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启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保险法/立法体例/合同分类/保障对象
内容提要: 中国保险法制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仍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修法仍然是未来中国保险法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修法，在廓清对现行法律是进行大修大改还是小修小改这个首要问题后，在认识上尚有“四大关系”问题值得反思：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究竟是“合”还是“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是坚守还是扬弃？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究竟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是“分”还是“统”？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保险法的修订应按下列思路进行：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约束，进行大修小改；放弃现行的“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之“合并立法”模式，采两法分立体制；放弃“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代之以“损失填补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在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上，确立“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的观念；将海上保险合同法置于“保险法”中，促进保险合同法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


一、引言

中国保险立法如以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为嚆矢，迄今正好一百年。其间，虽然几经波折，但仍有两个繁荣兴盛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以１９１７年拟定《保险业法草案》为起点，１９２９年又拟定《保险契约法草案》，终在１９３７年完成立法程序，颁行《保险法》、《保险业法》和《保险业法实施法》，共经历了２０年。第二个时期：以１９８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其第２５条为“财产保险合同”）为起点，经过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国务院相继颁行的《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的过渡，于１９９５年完成立法程序，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其后，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迄今正好３０年。

比较这两个时期的立法成果，笔者遗憾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水平仍然未超越我国历史上已颁行的保险法的立法水平，尤其是关于保险合同的立法，可以说是今不如昔，此绝非妄言和虚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自１９９５年颁行以来，虽然在短暂的十几年间经过了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年的两次修订，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适应当前保险业的发展，日渐丧失有效规范保险合同和监理保险事业的功能。尤其是其中有关保险合同的规定，无论是就条文数量而言，还是就体系内容而言，抑或就规范技术而言，远不及１９２９年的《保险契约法草案》及１９３７年的《保险法》。因此，为导正保险之经营，健全保险业之发展，修订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仍是我国保险立法不可回避的课题。

那么，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未来修订，是仍然与前两次修订一样，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予以小修小改，还是突破现有法律框架之窠臼进行大修大改？这是一个首要问题。目前，在认识上必须反思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四个重要方面：（１）在保险法的立法体例上，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究竟是“合”还是“分”？（２）在保险合同的立法分类上，“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是坚守还是扬弃？（３）保险合同所保障之对象，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４）海上保险合同法与陆上保险合同法，是“分”还是“统”？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番探讨，以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未来修订有所助益。

二、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监理法：“合”还是“分”

就保险法的规范类型而言，保险法可分为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又称保险业监理法）。保险合同法旨在规范保险合同，以使保险合同当事人、关系人、辅助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所依循；保险业监理法则旨在监督保险业者之经营活动，以保证保险业的正常运作，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不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为两大支点来构建保险法的立法体系。因此，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保险立法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体例大致有如下两种：（１）合并立法体制，即将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合并在一个法典之中，统称为“保险法”。（２）分别立法体制，即分别制定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采合并立法体例之典型代表，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保险法》。[1]不过，受其影响者仅有菲律宾、中国等少数国家所颁行的保险法；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国，则基于保险合同法为私法性质，而保险业法为公法性质，采“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分离的立法体系。

我国保险法在立法体例的选择上经历了从分别立法转向合并立法的变迁过程。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之“商行为篇”中，设有“损害保险”和“生命保险”两章，共计５７条；虽然《大律商律草案》未曾公布，但其奠定了我国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体制的基础。１９２７年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聘请法国顾问爱斯嘉拉拟定的《保险契约法草案》，包括保险通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终结条款等四章，共计１０９条，仍然沿袭《大清商律草案》所确定的分别立法体制。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商法委员会拟具《保险契约法草案》提交“立法院”审议，并将原草案名称《保险契约法草案》中之“契约”删除，改称《保险法》，同年由政府明令公布；这是我国近代以来从名称、体例到内容都是基本接近现代保险法立法的一部专门法规。不过，该法虽名为“保险法”但在内容上实质仍为“保险合同法”，设有总则、损害保险、人身保险三章，共计８２条。该法公布后，因批评者众多，南京国民政府又另行起草“保险法草案”，于１９３６年审议通过，并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１日公布《保险法》；与之同时公布的还有《保险业法》和《保险业法实施法》。至此，保险法与保险业法分别立法体制正式确立。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之后，于１９６３年在修法时将所谓的“保险法”与“保险业法”两法并为一法，从此脱离大陆法系之传统，并延续至今。在祖国大陆，保险立法工作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重启，国务院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５年颁行《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仍然沿袭了“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之分别立法体例。不过，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时，则受我国台湾地区的影响，[2]将两法合并，也脱离了大陆法系之传统。

从立法背景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草案起草者之所以选择合并立法体例，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实用或便利。也就是说，采合并立法体例，在立法时只制定通过一部保险法，而不是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两部法律，只需一次立法程序即可完成，降低了立法成本，易于被立法机关接受，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3]但是，合并立法体例从法理而论并不科学；从实务而言，不仅给法律适用和修正带来了困扰，而且造成了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干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并立法体例在法理上并不科学。诚如我国台湾地区著名保险法学者林勋发教授所言：“保险契约之规范与保险事业之监理，两者之性质截然不同。保险契约法系以规范契约当事人之权利义务为目的，属私法之范畴，重在权义之平衡与法之安定性；而保险业法则以赋予主管机关监督保险业之权限与准则为宗旨，具公法之性质，重在保险业之健全发展与法之适应性。”[4]一言以蔽之，“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固均以促进保险业之稳定发展为其终极目标，唯其规范之对象不同，其所持之原则因而有异”。[5]因此，合并立法体例在法理上并不科学。

其次，采合并立法例，使得立法者在处理“保险合同分类”与“保险业务分类”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时，相互牵制、彼此干扰，不得不迁就其一、忽略其一。保险合同的分类所考量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将性质上相同者归为一类，以利于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予以有效地规范；而保险业务分类所考量的重点应是如何区隔业务范围，以便于主营机关对保险经营予以有效地监理。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采分别立法体制，则在保险合同法部分应当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而在保险业法部分则可区分为“财产保险业务”与“人身保险业务”。但是，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采合并立法体制，在该法第二章“保险合同”中放弃了“损失填补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分类，而采“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分类，以迁就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业务分类。[6]这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是顾此而失彼，给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徒增无数的争议和困扰。

最后，合并立法例给我国保险合同法的修订和完善制造了“瓶颈”，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由于受“重保险监管立法、轻保险合同立法”观念的影响，有关保险合同法的条文仅有区区６０个条文（第９－６８条），实属“先天不足”，不足以发挥有效规范保险合同之功效。２００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次修订时，以“履行我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强化保险监督管理”为指导思想，仅仅对保险业法部分作了修正，而对保险合同法部分根本未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订。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次修订的工作，提出了以“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同时兼修的设想。但是，２００８年底立法机关在审议修正案时，由于受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左右，修改重点又向保险业法倾斜；全部条文数量从１５８条增加到１８７条，而有关保险合同的条文数量则从６０条降至５８条，所占比例从３９％降至３１％。尽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诸多条文进行了“增、删、改”，但仍然属在已有架构基础上的小修小补，对于保险实务中早已存在的保证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团体人身保险等险种仍然未作规定，滞后于保险业的发展，又属“后天不良”。

总之，保险合同法与保险业法，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两法合并的立法体例，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修订和完善保险合同法的制约因素，未来修法时应当放弃两法合并体例，回归大陆法系之传统，采两法分立体制。

三、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固守还是扬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颁行以来，保险损失填补原则及其衍生的代位、重复保险和保险竞合等制度的规范范围如何界定，一直是保险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瞩目的焦点，迄今仍然争论不休。而产生争论之原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将保险合同类型化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不无关联。因此，将保险合同分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这一“二分法”是否科学，值得反思。

从立法沿革来看，１９１１年《大清商律草案》仿《日本商法》，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害保险合同与生命保险合同；１９２９年《保险契约法草案》将保险合同区分为损害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１９３７年《保险法》颁行时将保险合同改为“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其理由为：保险损失补偿有别于民法上之损害赔偿，故称“损失”而不称“损害”。[7]不过，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法”，在当时遭到了学界的批评。有学者指出，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分类，并未依照同一的分类标准。损失保险之所谓损失，系对保险事故的结果而言；而人身保险所指之人身，则指对象而言；如果以保险之对象为分类标准，则人身保险应与财产保险相对。[8]不过，保险合同之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未被当时的立法者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之初，之所以采纳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受我国台湾地区保险立法及学说的影响。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后，起初仍适用１９２９年拟定、１９３７年颁行的《保险法》，采将保险合同分为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二分法”。１９５７年台湾“行政院”在草拟所谓“保险法修正案”时，建议废弃保险合同之“损失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改采“火灾保险、运送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保险”之“五分法”。[9]台湾“立法院”在审议过程中，围绕“保险分类：五分法、三分法或二分法，如何选择”之主题，[10]进行了一场历时六年的研讨和争论，至１９６３年决定采“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修正理由如下：“保险分类，关系保险法制定之体系及对保险之管理意义至大。在学理上与实务上，本有‘二分法’及‘五分法’两种，前者分为损失保险及人身保险两类；后者分为火灾保险、运送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意外保险五类，经反复研讨，因‘五分法’之意外保险，部分属于责任保险，部分属于伤害保险，分跨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于各国法例不符，对保险业业务之管理，尤多不便。本条乃采财产及人身‘二分法’。兼容‘五分法’之优点，于对物对人二大类之下，分别容纳多种保险，以及修正保险法之体系，使今后保险事业之健康发展，以及保险机构之划分管理，均得纳入正轨。”[1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１９９５年制定时，全盘接受了上述学说，于“第二章保险合同”中分设“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并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于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修订时在章节顺序上，将人身保险合同置于财产保险合同之前。但是，笔者认为，此种调整除具有政治上的宣示意义外，于规范效果上并无多大改进，甚至与保险从财产保险发展到人身保险的历史逻辑不符。

毋庸讳言，以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标的之性质为区分标准，将保险合同类型化为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这种“二分法”仅仅只是对近代保险业发展水平一种朴素的认知，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深刻历史烙印的传统分类。这是因为，近代以降，虽然已将保险区分为“对物的保险”与“对人的保险”，但所谓“对人的保险”仅停留在“人寿保险”或者“生命保险”方面，而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等业务并未开展。在这种情形下，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实为“人寿保险合同”）两者之间的区隔似乎泾渭分明，对相关法律规范理解和适用的争议，也无从产生；但伴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新型保险险种也日新月异，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二分法”，除在形式上“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12]不仅对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规范并无任何实益，而且徒增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困扰。其中，典型的疑难问题是，意外伤害保险与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性保险”，到底是归入“寿险”还是归入“财险”？诸如此类问题，就成为困扰各国保险经营和法律适用的“悬案”。以日本为例，该国学者上山道生教授曾总结道：“‘人患了病’、‘由于伤害或疾病而导致的健康恶化’、‘以伤害为直接原因造成的人的死亡’等等关于疾病、看护、伤害的保险金的支付以及损失部分的补偿，则既非寿险，也因其损失评估不能像对‘物’那样进行而非财险。长期以来，这一部分到底是归入‘寿’还是归入‘财’，一直成为困扰寿财划分的悬案”。[13]为解决上述问题，日本学界将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称之为“新兴保险”或者“中间性保险”；１９９５年修订的《日本保险业法》，将之规定为“两者皆非”的“第三领域保险”，保险合同的分类也从“二分法”演变为“三分法”；[14]２００８年颁行的《日本保险法》承继了这种“三分法”，其在保险合同分类上的体现为：第二章“损害保险”（第五节“伤害疾病损害保险的特则”），第三章“生命保险”，第四章“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在我国保险实务中，自本世纪初期健康保险蓬勃兴起之后，同样面临诸如日本曾经所经历的医疗费用性保险到底是入“寿险”还是归“财险”的争议，且至今仍然为困扰我国法律适用的“难题”。为此，我国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为解决上述困扰，主张借鉴日本所确立的“三分法”，即“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和“中间性保险”。此主张也为中国保监会２００６年出台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等规章所采。[15]不过，由于这种做法仅为“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廓清理论和实务上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２００９年修订时未予采纳，仍然墨守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二分法”之陈规。

保险合同法学说的现代发展，已经扬弃了对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进而演进为“损失填补（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现代“二分法”不再固守“以保险契约所承保标的之性质为区分标准”的传统观念，而改为“以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是否为经济上可得估计之损失为区分标准”的现代观念。[16]从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来看，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之给付基础与被保险人所遭受之“实际损失”密切相关：有损失，才补偿，无损失，不补偿；损失多少，补偿多少。也就是说，财产保险合同本质上是填补被保险人实际所遭受的损失——“损失补偿（填补）保险”。[17]但是，从保险契约之给付基础的标准来衡量与“损失补偿保险”相对应的术语，就不应当是“人身保险”，而应当是“定额给付保险”——缔约时约定多少保险金额，事故发生时就给付多少保险金，而不问被保险人实际所遭受多少损失。有德国学者就指出：“损失（补偿）保险和人身保险的这种比照还不是特别明确。损失保险的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必须对由此而生的财产损失予以赔偿。但这也可能发生在人身保险的一些事故中，如意外伤害事故中要对医疗费用或者误工费予以赔偿。故此，‘损失保险’准确的相对概念应为‘定额保险’。定额保险是在合同中约定一个明确的保险金额，以在投保人保险事故情形给付，而不取决于具体财产损害的多少。这种设计特别适合于财产损害难以量化的保险事故，特别是人寿保险。”[18]

“损失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之现代“二分法”，并非是对“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之传统“二分法”的彻底抛弃，而是在“对物的保险”与“对人的保险”这一传统认知框架下，为因应保险险种的多样化发展之需，在关于保险合同分类之认识论上所作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因为从保险合同之给付基础而论，财产保险合同之给付固然均为损失补偿性质；但人身保险合同之给付并非均为定额给付性质，而是既有定额给付性质者又有损失补偿性质。由此可见，从逻辑关于概念的分类须满足“不相容性”的要求出发，“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区隔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有所相容，逻辑上并不严谨。相反，“损失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之“二分”区隔则“非此即彼”、互不相容，逻辑上相当严谨。总之，“按因保险契约之特性有属共通性者，亦有属差异性者，就其差异性而言，以损失填补与定额给付最为明显，其亦直接导致保险契约之权利义务之差异，以此作为保险契约法上保险分类之标准，方能有效规范保险契约所生法律问题”。[19]

综上所述，保险契约之分类于学说上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法”而演进为“损失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法”。故我国立法者须对保险合同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将保险合同分类修正为“损失补偿保险合同”与“定额给付保险合同”。
山西省太原市人大常委会


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4月30日太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88年11月30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三章 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五章 收 费
第六章 奖 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地保护水资源，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山西省有关水资源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可供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河流水、湖泊水、水库水、泉水、井水、矿坑水等地表水和地下水。在太原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保护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对水资源贯彻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农业和其它行业用水。
第四条 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由同级有关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全市有关水资源的重大事宜。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二章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五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兼顾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上游与下游以及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第六条 水行政开发利用的综合规划和评价，由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会同计划、经济、城建、农业等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遵照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第七条 兴建水工程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其他有关规定。
凡直接从河流、水库取水或凿井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才能进行水源勘探、工程设计和施工；领到《取水许可证》，方可投产使用。
开凿或更新50米以内浅井，由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属水源保护区范围的，须征得水源保护报管理机构的同意。
开凿和更新超过50米的中、深井，须经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源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查，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城区内开凿和更新水井，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八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需要申请取水许可的，建设单位必须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预申请；在向计划部门报送设计任务书时，应当附具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否则，计划部门不得审批。
第九条 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中，要根据分质供水的要求，逐步推广中水道系统。各用水单位逐步实施分质用水，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和处理回供劣质水、矿坑水、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
第十条 灌区、电灌站地表水的分配和利用，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办法。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任意改变用水计划，不得拦截或抢占水源，不准干预或阻挠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采水、蓄水、引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凡因新建、改建水源工程，对原有用水户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给予补偿。

第三章 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
第十二条 所有单位都必须实行计划供水，厉行节约用水。
市、县（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会同计划、经济、城建、农业等部门，根据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实效的原则，制订城乡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的近期及中长期规划，实行计划定额供水。
第十三条 工矿企业应根据行业用水定额规划和供水指标，有计划地改革生产用水工艺，采用节水新技术以及循环用水等措施，降低耗水量，提高水的复用率。
第十四条 农业生产要根据水源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安排各类作物种植面积和农副业比例，大力推广各种节水先进技术。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宾馆、饭店等一切企事业单位和街道要加强用水管理，防止跑、冒、滴、漏。城乡居民要节约用水，逐步普及水表进户，实行定量供水，超量加价的办法。供水部门要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管道维修和管理，搞好计划供水和节约用水的工作。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用水单位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进行调整，采取限量使用、并网合用或封井停用等措施：
（一）水资源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
（二）国家特殊需要；
（三）公共事业需水量加大；
（四）用水超定额过多，或生产国家限制生产的产品；
（五）地下水超采地区水井分布过密；
（六）名泉出流受到严重影响。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十七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水资源和水工程的义务，在进行生产建设和其它活动时，不得污染和破坏水资源，不得损坏各种水工程和取水供水设施。
第十八条 流量大，位置重要的泉水和重要水源地，要建立水源保护区及其管理机构。水源保护区管理机构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保护区范围内的水源开发利用和矿山排水有审查监督权；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有按章处罚权。
第十九条 在汾河河床地带和主要水源地内，不得擅自挖泉、截流，不得倾倒、堆存垃圾废渣，不得新建污染严重的企业。
第二十条 在水源地、水源保护区和地下水超采区，应当限制耗水量大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从严控制开凿和更新深井。
第二十一条 供生活使用的水井，由井权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卫生防护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废井排放污废水及填充垃圾废渣等。
第二十二条 矿泉水和地热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统一开发规划和保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各类矿山的新建或延伸开拓工程，都要在建设前进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勘探，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勘察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动工建设。各类矿山闭坑时，必须对采矿期间由矿上负责供水的单位、村庄做好善后处理。
凡需降压排水采矿的单位，须上报设计文件，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四条 开采矿藏或者兴建地下工程，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枯竭或者地面塌陷，对其它单位或个人的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采矿单位或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第二十五条 城建、水利、地质、环保等部门和有关企业，应做好地下水、地表水动态观察和水质监测工作，按要求将资料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 在水源补给区，应大力种树种草，修建水库塘坝，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第五章 收 费
第二十七条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按照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
第二十八条 对使用自备水工程直接从地下、河流、水库取水的企事业单位（含村以下企业）和驻地单位，按其用途性质征收水资源费。
在水源不足地区，对农业灌溉的超定量部分用水，征收水资源费。
对矿山排水征收水资源费，其中处理回供利用部分，可减半收费。
第二十九条 对各单位用水超计划指标部分，按累进制加价收费；超计划用水过多者，除按加价收费外，还要实行限供或停供。增加的水费和水资源费，不得摊入成本。对瞒报用水量者，按上述办法处理。
第三十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矿企业，由城市供水网增供水者，按规定向供水单位交纳一次性的供水工程补助费；凡需开采地下水、开凿和更新水井，根据地区类别和新增取水量，向水行政主管部门交纳一次性的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
第三十一条 在城区和县（区）所在城镇的企业、事业及其它生产经营性单位排放废水的，按规定缴纳排水费，其中经过处理回供利用的部分暂不征收排水费。
第三十二条 各单位应交纳的水资源费、供水工程补助费、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和排水费，根据分级分部门管理的有关规定，由银行按托收无承付结算方式办理。
水资源费、供水工程补助费、新水源工程建设基金和排水费，全部上交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水资源费用于水资源建设管理和保护；供水工程补助费用于供水工程建设；新水源建设基金主要用于大、中型新水源工程建设；排水费主要用于排水工程建设和污水处理。

第六章 奖 罚
第三十三条 在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和进行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四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对单位处以五千元至五万元罚款，并根据具体情况，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取水许可证》所批水量，重新进行核定。涉及单位领导人、直接责任者和肇事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和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自转让井权或高价出卖水资源者；
（二）未办理《取水许可证》，私自取用水资源者；
（三）瞒井不报或谎报废井，取用地下水者；
（四）未经批准擅自凿井取用地下水者；未经批准的凿井施工单位私自凿井施工者；
（五）勘探单位未经许可，将勘探孔扩大为水源井，出卖井孔者；
（六）不按批准的井深施工，加深水井者；
（七）不按技术规程施工，使水资源遭到破坏者；
（八）由于人为原因，造成水资源污染和水工程、取供水设施破坏者。
第三十五条 不按本办法规定交纳各项费用和罚款的，供水部门 有权停止供水，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有关规定。
过去本市颁布的各项有关水资源管理的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均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198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