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待汽车租赁业的困局

胡文苑


法制日报在2005年11月22日，刊登了陈煜儒的文章“骗卖 车祸 罚单 汽车租赁业的三道法律沟壑”。文中谈到汽车租赁这个朝阳产业正面临三道法律沟壑：骗卖，车祸，罚单。骗卖的情况主要是指骗租人在汽车租赁公司骗车后，很快以低价出手，待到汽车租赁公司发觉后，跑去要车时，购得人理直气壮的提出“钱拿来，车可以还．”理由是车是他花钱买的。而且骗车案一般都是跨地区，甲地作案，乙地销赃，往往牵涉到几个经侦大队。各地公安机关往往将收车人的行为认定为善意取得，要求租赁公司与收车人协商解决。
对于上述行为，有观点认为,车辆的抵押、质押或转卖，应当办理登记或过户手续，收车人的行为明显违法。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收车人明知车是骗来的，他的行为就构成共同诈骗（笔者：其实此观点不够严谨，应该说如果事前就知骗车的事实，构成共犯无碍；如是事后得知，则只构成销赃罪）；二是收车人不知车是骗来的，但价格明显偏低，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再加上没有合法的过户手续，就可推定为销赃行为。上述案件的收车人根本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刑法博士宋德新。
对于宋博士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见解，构成犯罪的就不谈了，但是如果收车人不知骗来的情况，仅凭价格过低，就推定为销赃行为，能勉有客观归罪之嫌。笔者认为民法的问题最好还是用民法的手段解决。首先我们来看看，现行的车辆登记手续，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九条 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发放机动车号牌或者要求机动车悬挂其他号牌，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的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并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申请机动车转移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该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可见依据目前的法律法规，机动车的登记，过户手续，只是机动车取得上路行驶资格的一个充分条件，并不具有行政确权的性质，只是登记车主具有该车所有权的初步证据。而在物权法草案中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属动产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二十七条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第二十八条　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可见机动车又属特殊的动产，它虽然不像不动产那样明确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以登记转移的时间为准，如果未经登记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也不像一般的动产那样仅以占有作为物权所有的公示方式，或是具有十分确定的推定效力。而是规定了，未经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或设定抵押权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具体来说，购车的双方，在合同生效后，车辆交付之时，虽然未经登记但所有权既已转移，但是这样的转移方式，物权法并没有赋予受让方未经登记，仅凭转移占有而取得的所有权一般意义上的对世权。而是一种受限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所有权。如果原车主将已移转的机动车抵押登记（因为登记的车主仍是他，他有此条件），或是一车二卖，后手又完成过户手续的话，基于前手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后手取得所有权可以请求交付车辆，或是该车要负担抵押权。而前手只能向出卖人请求损害赔偿。
基于以上的分析，让我们从物权法的视角考察，从骗租人那购得车辆，第三人（买受人）可否取得车辆的所有权？笔者认为买受人要取得车辆的所有权，关键要看其是否构成善意取得。对于动产或不动产，如果占有人或是出让人无处置权，而买受人要取得所购之物的所有权的话，现在学界的通说是买受人购得所购物时，并不知出让人无权处置该物之事实，并且买受人对该交易已尽合理谨慎之义务，可以认为买受人是善意的。除此之外，笔者觉得有必要增加两个要件，一是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二是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因为对善意取得的保护，实质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即在交易安全、经济秩序与本人（真正物权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在骗车案中，因为机动车的登记不具有公示的效力，故也不产生一般意义上的公信力，现在的行政法规规定的机动车登记行为也不产生行政确权的法律效力。故机动车的物权公示还是以一般占有，使用、控制为宣示物权的方式。故买受人从骗车人手中购车，如果不知情，基于对占有公示、公信力的信赖，及占有权利推定原则的保护（占有人是基于本权而占有，无权占有是例外）。我认为善意取得第一层次的要件已经具备。即不知情和交易中尽合理谨慎义务。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层次的要件，即骗车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和买受人有否支付合理对价。而这一层次的要件是对本人（真正物权人）保护最大，也是单个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平衡的最佳均衡点。
笔者个人认为骗车者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要件是十分困难的。其中无权处置物权的出让人是否表面上有足以使人信其为有处置权的表征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标准，要根据不同的交易，不同的交易对象，灵活区别对待。而骗车者往往是很难做到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这里要根据买受人的具体专业技能，来确定表面上能够使人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具体标准是什么。举例如果买受人是车界从业人员，而骗车人往往是急于脱手，因其车是租来的——车况、车情肯定不熟。在交易中对车辆性能及车况的介绍要不一问三不知，要不就是漏洞百出。对于车辆规费的交纳，及其车险的参保多半语焉不详。这时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车界从业人员或是驾龄较长的驾驶员来说，对于出让人（骗车者）如果其没有合理解释，那么对他的出让人资格应存在强烈的置疑，即使他占有了该车，有有权处置该车的初步证据。但是出让人（骗车者）并不拥有让人表面上足以相信其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因为作为车主对车况、车情应该具有基本的了解。这里骗车人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但如果，买受人的专业经验不足，对信无权处置人有处置权的表征证据标准应根据买受人的专业知识适度降低。
合理对价是买受人购买骗租车，该交易是否能受善意取得保护的另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重要构成要件。因为买价明显偏低，又没有合理解释，这一行为的本身就使人生疑。这里合理价格的确定要根据买受方谈判能力的强弱，和经过有法定资格的估价机构的评估价来确定。笔者认为交易价格低于估价的30％即可认定为未支付合理对价。之所以将合理对价作为善意取得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标准，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该标准的确立有助于社会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达到纳什均衡点。下面借助一下法的经济分析方法论证一下该标准的合理性。
假使对价是合理的，该交易价格是在市场信息充分对称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可认为该价格包含了所有形成价格的有用信息，那么以此交易价格成交的双方效应应是等同的，我们特别注意到买受人，如果他支付的是合理价格，那么不管他是从真正的物权人还是从无权处置人购得车辆，对他来说效用是一样的，因为取得的成本一样，而且满足度也是一样的，故效用一样。而不同的是地位不同的出让人，在骗车出售案中，无权处置人是100％的获利，而真正的物权人因车辆的被骗，故是100％的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均衡，因为车主的损失，刚好是骗租者的获利。故面对这种情况，法律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保护购车人的所有权，因为除了车在其手可能更有效率外，还有经济秩序、交易安全的考虑。而车主的利益应从骗车者的损害赔偿中填补。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利益填补，补偿车主的损失；二是培养汽车租赁业的行业审查标准及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如GPS定位系统的运用，如果客户不在合同约定的运行范围内行使，那么汽车租赁公司的预警机制就应做出响应）。但如果受让人是未支付合理价格购得车辆的。那么社会总体的利益均衡就被打破。因为此时，买受人从真正物权人或是骗租者购得车效用明显不同，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因为虽然满足度一样，但是从后者取得的成本明显低于前者。这样就造成了整个利益的失衡，产生了外部性，获利的有骗车者和买受人，买受人得的比他应的更多，因为他取得的成本低了。这就是外部性，受损的只有车主一家，如果不撤销骗车者和买受人的合同，那么该交易的市场外部性就无法消除，这样正常的市场秩序就不能维持，人人买脏车，新车没人买。目前的实证就是自行车市场，新车的交易萎缩，二手车市场活跃，原因就是打击不力。大家故均购买成本较低的二手车，因为新车和旧车对人们的满足度相差不大，人们为追求效应最大，于是纷纷选择买旧的自行车。故在骗租车出售案中对未支付合理对价的交易，应予撤销，保护车主的所有权，买受人的损失应向骗车者追尝。这样的安排好处在于建立等价交换的交易秩序，维护正常的贸易流转。
至于租赁车辆在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车主的租赁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车主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控制说或是运行利益归属说，凭心而论，一旦车辆被租，公司就很难对其控制了，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司机的手中，运行利益也很难谈的上，因为租赁公司只收取一定金额的租赁费，而客户去租车为的就是取得运行利益，故客户才有该车的运行利益。在汽车租赁期间，租赁公司与车的关系更像车辆与挂靠单位的关系，好比收取一定的挂靠费而已。而且交通事故说到底是一侵权责任，所以产生连带责任的基础应是共同加害行为或是共同危险行为，但是在这里，租赁公司均不符合共同侵权的要件，故对于车祸的损失，笔者认为租赁公司应在其租赁业务受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是负连带责任。具体来说承担赔偿的补充责任，赋予汽车租赁公司先诉抗辩权：即在保险公司，司机承担责任后，当事人向上述相关当事人尽最大努力追索，仍不得偿部分，由汽车租赁公司承担；例外的是因提供的汽车质量缺陷造成事故或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造成受害人求偿不能的，租赁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罚单”问题，因为交通法为求执法便捷，也是加大车主的监管义务，在行政机关无法确定行政违法具体当事人的情况下，特别是借助电子手段，非现场执法的情况下，也可处罚车主。对此风险的化解，只能借助技术进步和信息共享，将汽车租赁企业的所有租赁车辆在交通执法部门备案，一旦出现违法的情况，及时将车辆租赁情况通知交警部门，便于其执法。也可在开展业务时收取适当保证金，和要求客户填具授权委托书，便于租赁公司代替客户处理违章。
作为一项新兴的行业，汽车租赁的开始难免要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法律人要在现有的框架内，运用辨正的思维取得利益的平衡点，为该行业的发展制定有效的制度框架，建立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效率的行为预期，使法的规范作用达到极至。

（作者单位 杭州市西湖区行政执法局）


论我国许可执行之诉
黄奕新

强制执行依生效判决进行,但判决是否有执行力，对谁有执行力，于何种范围内有执行力，颇有争议。大陆法系素有许可执行之诉。我国缺乏这一制度，实务采取执行裁定的方法，存在严重的“非讼化”弊端。本文试图对构建我国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些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许可执行之诉的客观必要性
(一)执行力争议的客观存在
由于判决本身并非都能具体地明确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更由于当事人的人格和财产状态处于变化之中，确定生效的给付判决，即使是公正无误，并非都具有执行力，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执行力，更并非“为”或“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执行力。例如，判令债务人交付房屋，但哪一幢房屋不能明确；或者虽已明确，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或者已被第三人占有甚至取得所有等，这时判决能否执行，可能有所争执。又如，判令债务人在一定条件成就时为给付，债务人对条件是否已成就可能提出异议。再如，判决后，当事人可能已经死亡或被宣告失踪，或者作为当事人的法人可能已经分立、合并、被撤销、清算，或者被告可能为逃避执行，将诉讼标的物恶意交由他人占有。这时，诉讼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者需要有他人承受更符合判决的本意。这些均涉及复杂的实体权义关系，可能产生各种不可调和的争议。实务上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案件应否立案；二是执行当事人应否变更或追加。
(二)我国解决此类争议的现状
关于立案审查。我国民诉法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也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18条作了规定，但过于粗浅，未能涵盖执行力的所有情形，对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等这类实体争议性更大的情形均未作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未创设完善的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形较少，弊端不是太突出，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有的案件一审调解结案，进入拍卖程序，被执行人提出调解书送达不合法，于是撤销执行，恢复原案审理。二审法院认为原案送达虽有瑕疵但应认已送达成功，又恢复原案执行。但此时被执行人财产已经隐匿、转移。又如，拆迁安置一案，开发商被判令安置一定面积的房屋，但未对房屋进行特定化。进入执行后，执行法院要么硬让被拆迁人承受其指定的房屋，要么就以双方无法达成具体协议而长期“挂案”。至于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一旦提出异议，如何处理，也亟待规范。
关于变更或追加当事人。民诉法仅在第213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民诉法意见对此仅作肤浅解释。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76～83条专门规定“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罗列了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分立、企业开办单位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财产。但这些规定看似具体，却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齐整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规定任何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严重问题：一是该追加的被执行人不敢追加，不该追加的乱追加。二是追加申请难。申请执行人即使提出追加申请，执行人员可以拒不接收、不予理睬或久拖不决，甚至隐瞒不报。三是追加审查难。变更或追加当事人，往往涉及大量复杂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执行程序并非审判程序，不能通过双方的诉辩和相互举证来查明事实，申请人往往只能提供一些线索，而被指追加人不主动配合，执行法院难以判断，致使实际应当对债务负责的人得以免受执行。四是追加审查非理性。有的是走形式，申请归申请，没有认真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和进行调查取证就裁定驳回。而有的则相反，理由不能成立的申请，被轻易采纳而随意追加。裁定仍由原执行人员作出，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制约机制。五是被追加人没有反驳的机会。申请的受理与审查，均暗箱操作，被追加人往往毫不知情就收到追加裁定。六是裁定申诉难。一纸裁定后，申请人或被追加人都不能上诉或复议，只能通过不可预期的申诉，在个别领导“过问”后，才有可能启动所谓的“复查”程序。而这种程序可以无休止，执行裁定可以不断被推翻和颠覆，毫无确定力和稳定性可言。
(三)“非讼化”弊端的检讨
我国当前解决执行力争议的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审执关系理不清。有些本该通过诉讼解决的重大实体争议，执行法院直接以裁定解决，实际上代替行使了审判职能，剥夺了当事人本应享有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执行法院行使裁定权的，也没有遵循审执分立的原则，仍由执行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处理执行争议，未能分权制约，形式主义严重。另一方面，对那些实体性较小的争议，本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法院以裁定附带解决，但也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个别法院不敢或不愿裁定，无法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行政化、超职权主义。执行法院不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启动，而当事人申请了却未必被受理，这就导致要想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必须拿到领导的批示，这种批示极其类似行政管理模式下的长官命令。三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无限期。启动程序的截止时间没有限定，导致有些执行行为都已经终结多年了，还可异议和撤销。四是争议解决途径的非终局性。执行裁定虽然没有法定的上诉或复议程序，却允许重复不断地复查，法院重复受理，执行裁定经常被反复颠覆，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使执行秩序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五是争议解决程序不完善。申请书或异议书的提交、立案手续、举证责任、言词辩论、审理方式、是否合议、是否允许上诉等，均未予以规范，程序不透明，当事人的听审权没有受到保障。六是争议解决程序无法定审限，久拖不决。再加上未能严格遵循执行不停止原则，动辄就以争议为名，法外暂缓执行，导致久拖不执。上述种种弊端，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是争议解决方法的“非讼化”。随着法院内部管理的规范化，这些状况虽然在某些法院和某些个案中有所改观，但如未能从制度上创设某种救济途径，将难以根本解决。
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
(一)德日的发给执行条款(签证)之诉
多元制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文制度。许可执行之诉与执行机关体制密切相关。德国区分执行标的、方法或内容的不同，将强制执行权分别交由执行员、执行法院、诉讼法院以及土地登记所行使，而且执行法院只能是最基层的初级法院。从事执行的人员基于其所受到的训练，难以胜任对判决内容的法律上的审查判断。故德国在实施执行前，采取先由原第一审诉讼法院发给执行条款的制度。如果需要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即所谓“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为执行)，或者判决上的给付内容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的，尚须由债权人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的证明，始得发给执行条款。日本仿照德国的制度，只是在执行机关上采取执行法院与执行官二元制，在称谓上称为执行“签证”而非执行“条款”。
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如果申请人应当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予以证明而不能提出，或者虽有提出但诉讼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时，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向诉讼法院提起“发给执行条款之诉”，采取更广泛的证据手段来举证。相应，被申请人也可对申请人提起“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事人可以在首先提出程序上的抗议，在抗议被驳回后再起诉，或者同时提出抗议和起诉。当然，如果申请人提供了公文书或公证证书而未获满足，其亦可选择向诉讼法院提出程序上的抗议。诉讼法院应当作出裁判，对该裁判结果，申请人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法院抗告。被申请人亦得提出此种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可执行之诉
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一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执行法院，而且执行法院原则上是“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之法院”。在执行法院内部，办理执行事务的虽有法官、书记官和执达员，但主体仍是法官，无论何种程序，均由法官决定，然后由法官自行为之或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办理。这种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体制，对执行力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地区没有执行文制度，执行依据是否有执行力是由执行法院在接收执行申请时并为审查。
许可执行之诉。虽然没有执行文制度，但执行力的争议同样存在。对于判决上所记载请求权受有限制，或者“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申请执行的，涉及实体权义关系，仍应通过某种救济途径解决。依台强执第14-1条，“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如主张非判决效力所及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院裁定驳回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内，向执行法院对债务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这里的“许可执行之诉”和“异议之诉”，类似于德国的“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然，依同法第12条，执行当事人也得提出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有所不同的，一是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而非诉讼法院。二是有10日的起诉期间的限制。
(三)“诉讼化”机制的借鉴
诉讼程序救济。执行程序，被认为是实现债权人既定债权的程序。债权已经确定生效法律文书所固定，国家有义务应债权人的申请，予以积极实现。但确定生效的判决，却仍然可能引起有关执行力的实体争议，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为当事人各方创设了诉讼救济程序。不仅考虑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兼顾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使其遭受不当的执行。
审执分立。德国严格区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执行机关的审查被限定在对被提交的文书和明显的外在情状上，不得对判决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判决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是否已消除，均由诉讼法院在“执行条款发给程序”中被确认，并通过该执行条款向执行机关提供证明。审执分立还体现在执行员与执行法院的分离，执行员往往负责具体事务，而执行中法律性强的事项以及争议的裁定则属法院的专权。审执分立原则的严格贯彻，为德国有效率的执行作出了持久的贡献。日本几乎完全承袭了审执分立原则。台湾地区也认为审执分立是基本原则，但由于其执行机关是一元制，而且执行事务也是由法官办理，故有所变通。
区分程序救济与实体救济。执行程序中产生的争议，大量是对程序、方法或行为等本身是否违法的争议，即所谓“程序争议”，不会或较少牵涉实体权义关系。从执行效率出发，对这些争议，均要求当事人提出程序上的申请或申明异议，交由法院及其上级法院，采取裁定和抗告的简便程序，予以迅速解决。因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控制允许提起许可之诉的事由。另一方面，应当通过诉讼的事项，一般也不允许以执行裁定代替解决。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构想
(一)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内涵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应指申请人申请执行，因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及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有所争议，经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起诉，请求许可申请的民事诉讼（当然，如果申请人的申请被法院受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未被法院采纳的，被申请人亦得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
本诉的特征：(1)应是执行程序中的诉讼，原则上限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终结前提起。反之，如果债务人在被申请执行前，为防止将来的执行，预先提起有关诉讼，依普通民事诉讼法虽可受理，但在性质上则不属本诉。(2)应是有关执行力争议的诉讼，争议事由是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存在、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3)应解决实体性问题的争议。当事人如果仅对执行程序、执行行为或执行方法有所争执，应当针对执行机关，运用程序上的救济方法，提出申请或异议。(4)目的是许可或排除本案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后，执行程序即不得开始，申请人取得胜诉判决后，执行法院必须据此受理执行申请。反之，不影响继续或停止执行，与执行程序无法律上关联的争议，可通过普通诉讼解决，即使在时间上是发生于执行进行中，甚至事实上影响执行的效果，亦不属本诉。
本诉的类型包括执行力限制之诉和扩张之诉。执行力争议，理论上包括执行力要件、执行力限制和执行力扩张三种类型的争议。所谓执行力要件的争议，是指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本身是否具备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一般要件，如是否确定生效、是否有给付内容、给付内容是否可能、给付内容是否合法、给付内容是否具体确定、给付性质是否适于执行等事项有所争议。笔者认为，执行力要件的争议，由于未涉实体权义关系，为效率起见，宜交由执行人员直接裁定，并可允许抗告。所谓执行力限制之诉，简言之，是指执行依据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有对待给付等涉及实体权义关系的限制情形时，当事人对这些限制情形是否具备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已不受限制，从而决定是否许可或排除执行。所谓执行力扩张之诉，简言之，是指当事人一方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时，另一方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扩张，从而决定是否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争议的各种情形，涉及众多法律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将另文详述。
(二)我国许可执行之诉与其他诉讼的辨析
1.再审之诉。实践中，债务人往往通过申诉阻止执行。债务人经再审胜定，执行未终结的，当然停止并撤销。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对本案判决主张撤销或废弃，相反，它是在承认判决之确定力的基础上，仅对其执行力提出相反主张。故有些判决，虽不具备再审条件，却得提起本诉。
2.债务人请求权异议之诉。是指执行依据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4条)。所谓“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实务上指债权已经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解除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和解、撤销权或解除权行使、消灭时效完成、免除债务新法实施、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等情形。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判决上所载之请求权，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申请执行期限、请求权附解除条件、请求权附终期等情形时，债务人得提出“请求权异议”，此时就不属执行力的争议。
3.第三人标的物异议之诉。是指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的，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5条)。所谓“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实务上主要指所有权、担保物权、共有权、附条件买卖取回取、信托财产权、用益物权等。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特定的标的物，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第三人特定继受诉讼标的或为债务人占有诉讼标的物时，可能产生执行力扩张，第三人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此时要区别于“标的物异议之诉”。
4.执行程序中新生请求权的诉讼。例如，执行担保关系中，担保人未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得另行起诉。又如，执行和解关系中，双方均可以依据民法上的和解之债另行起诉。再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如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履行费用、交付执行转化为赔偿执行、妨害执行执行造成损害的赔偿、拒不协助执行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执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的确定并返还等，都属另案实体问题，不足许可或排除本案的执行。但注意，这些争议，法律往往规定得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或决定后，在本案中对有关第三人一并执行，故实务上极易与本诉相混淆。
5.代位权、撤销权之诉。二者都会涉及到第三人。如果债权人胜诉，也将可能使第三人受到执行。就其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而言，与许可之诉类似。但二者均非针对原判决的争议，而是为保全债权而另行提起的诉讼。实务上经常将本应另行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的情形，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6.侵害债权之诉。现代侵权行为法有侵害债权的理论。我国部门法已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公司清算组成员，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机构以及破产管理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侵害债权之债与本案之债竞合时，表象上也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得对侵害债权的第三人为执行，本案债权得相应扣减，故实务中经常将其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标的
许可之诉之所以应由强制执行法特设，根源于其标的之特殊性。分歧的焦点在于，引发争议的这些实体法律关系本身，是否为许可之诉的标的，许可之诉的判决对其是否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事后能否就此另行起诉。学者的论说，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是主张诉讼标的仅为是否许可执行的“许可权”，对实体关系没有既判力。姑且称之为“程序说”。二是认为诉讼标的应为实体关系，许可执行是其当然效果。姑且称之为“实体说”。多数学者及实务上采前者。我国将来的立法，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二者都存在理论或实务上的缺憾。“程序说”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异议理由即实体关系仍可另行起诉，难以避免讼源、讼累，也容易造成前后判决的矛盾。而“实体说”存在理论上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无法解释据此得到的判决，何以具备许可执行的效力。而且，如果仅仅是对实体关系加以确认，提起普通诉讼足矣，何以解释其为强制执行法上的特别诉讼类型？因此，应当以程序说为基础，兼采实体说的合理因素，构建我国许可之诉标的理论。首先，根据创设许可之诉的宗旨，应先把许可之诉的标的确定为“许可权”。这是许可之诉作为特别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离开这点，将根本上否定许可之诉的必要性。其次，要充分考虑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当事人讼累，将实体关系尽可能地纳入既判力的范围。客观上说，判断是否许可执行，必然要将实体关系作为先决问题，只要这一问题经过充分审理，有关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攻击或防御的机会，诉讼法院已经对这一问题经过审慎判断，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既判力。在技术上，处理的方法可以有：一是原告在起诉时，可以明确将实体关系作为诉讼请求的一部分。此时，成立诉的“客观合并”，法院不仅要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对该实体关系加以判断，也必须在判决主文中予以宣告。二是如果原告没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为了避免原告败诉后另行起诉，也可以反诉该实体关系。三是原被告双方均未诉请的，法院虽不得在主文中予以宣告，但根据“争点效”理论，只要该实体关系经过充分审理并在判决理由中予以判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前诉的认定。当然，无论何种情形，许可之诉对实体关系的认定或判决，只有在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或经合法传唤的情形下，对其才有既判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