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部


化学工业部工作规则
1993年9月11日，化工部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的工作规则，为了做好化学工业部工作，特制订本规则。
一、部长、副部长职责
1.化学工业部实行部长负责制。部长领导化学工业部工作，副部长协助部长工作。
2.部长（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和部长办公会议。化学工业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部党组会议或部务会议讨论决定。日常工作分工负责处理。
3.化学工业部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行政规章，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任免干部的文件，由部长签署。
4.副部长按照分工或部长的委托，协助部长分管或联系某些方面的工作、执行专项任.务。对于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要及时向部长报告。对于带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向部长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5.部长、副部长在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检查监督；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切实转变职能，充分发挥机关各司局及地方化工部门的作用；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加强团结，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发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勤奋工作，提高效率，改进机关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勤政建设。
二、化学工业部会议制度
化学工业部实行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制度。
根据党章规定，党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
化学工业部党组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
1.部党组会议由党组书记、副书记和党组成员组成，由党组书记主持，党组书记不在时，可委托党组副书记主持。根据会议议题和党组成员建议，可指定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党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的精神、决议、决定及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讨论化学工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研究决定干部任免方面的重要事项；讨论其他需党组会议讨论的事项。
2.部务会议由部长、副部长、机关各厅、司正职组成，由部长或部长委托副部长召集。部务会议组成人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时，应向召集会议的部领导请假。根据会议议题，召集会议的部领导可指定有关同志和在京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伟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定和指示；通报化工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讨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和法律草案；讨论化学工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部署重要工作；讨论决定化工部职责范围内的重要事项；决定有关表彰、嘉奖和其他事项，部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3.部长办公会议由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组成，由部长或部长委托副部长召集。根据会议议题，召集会议的部领导可指定有关同志列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需部领导共同决定的事项，讨论通过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及化工部规章草案，讨论决定重要工作部署；集体办公审批文件；讨论各副部长和各厅、司提请研究的重要问题；分析化工生产建设形势；通报工作情况。
部长办公会议除每周一上午的例会外，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召开。
4.部领导按照分管的工作，可自行决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协调处理一些专门问题和具体业务。
5.部长召开并主持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厅局长会议（简称厅局长会议），部署工作，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征求各地化工厅局的意见。全国化工厅局长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
6.根据工作需要，部长或部长委托副部长不定期的召开在京企业或事业单位党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通报情况，布置重要工作。
7.部党组会议、部务会议、部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持会议的部领导确定。会务工作。由办公厅组织，部长办公室负责通知、记录、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编写会议纪要和摧办工作。会议纪要一般由办公厅主任签发，必要时报部领导签发。
8.为提高工作效率，要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各单位需要会议讨论的问题，必须先与有关单位协调并经主管部领导研究后，再提交会议，同时准备好必要的资料。
三、文件审批与签发制度
报部领导审批的文件，按照文件的审批程序和部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办理。
1.化工部收、发的文件及各厅、司和在京单位向部领导的请示、报告，由办公厅批注有关厅、司承办或送部领导审批。
送批文件的原则是，已经确定了方针、政策、原则的事项，按照分工送各分管部领导审批办理；涉及其他部领导分管的工作，需经有关部领导审核；重要问题，应送部长审批。
2.审批文件应提出明确的批示意见，审核或审批的其他部领导，应表示出“拟同意”、“同意”或其它具体意见，圈阅则表示阅知。
3.部发文件，一般按照分工由部长或副部长签发，涉及其他部领导分管的工作，经有关部领导审核后再签发；属于重大问题，由分管副部长审核后，送部长签发。已经部领导指示同意而需以部名义印发的文件，部领导可授权办公厅主任签发。
4.部党组文件，由党组书记或副书记签发。
5.化工部的文件适宜公布的，经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同意，可以向社会公布。




　　国家行为原则主要是通过英美普通法国家法院的实践逐步发展而成的，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判例。在1673年的“布莱兹案”中，查斯勒公爵曾认为，谈论英国法官是否有权决定丹麦国王在其自己的领土内授予其公民的专利许可是否合法的问题，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

　　1848年英国枢密院审理的“布伦斯威克公爵诉汉诺威王案” 对国家行为原则的确立有重大影响。根据国王威廉第四所颁布的命令，被上诉人汉诺威王将上诉人查尔斯（前布伦斯威克公爵）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同时剥夺了查尔斯管理其自己财产的权利。上诉人要求枢密院宣布该命令无效并追究被上诉人的责任。尽管下级法院以主权豁免原则驳回了诉讼，但枢密院认为英国法院不能要求一个人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其主权权威所作的行为负责。英国枢密院驳回上诉的理由是以国家行为原则为基础的，英国法院“不能对外国主权者在自己国家内所作行为作出裁判”，更不能让一个外国主权者为其“在自己国家内以主权资格所作的行为”负责。

　　美国法院早在1796年的“沃特斯诉科勒特”一案中已就被告（当时瓜德鲁普岛统治者）在其管辖范围内扣留原告船舶的行为是否可以在美国法院被审查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被告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其权限范围内为官方行为一事“本身就足以回答原告的指控，被告不应在我国法院回答仅仅涉及其行使自己权力是否不正当的任何问题” 。“奥椹诉中央皮革公司案”中，法院同样认为墨西哥政府将原告在墨西哥的财产充公的行为不能在美国法院受到司法审查，从而确认了被告对从第三者处购买的原属原告的财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而第三者是从墨西哥政府那儿买到这些财产的。

　　国家行为原则一般是指一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从而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效力。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0年“柯克帕特里科公司诉环境筑造公司案”判词中的阐述，国家行为原则“仅仅规定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应当被认为合法”。国家行为原则适用的效果是，法院不能审查外国国家行为的合法性，而应推定该外国的国家行为合法，因而外国国家，其官员或私人当事人无须按法院地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20世纪初，国家行为原则在英美国家已被普遍的接受和适用。国家的经济行为越来越频繁，国家行为原则日趋成熟，其法理基础和人们对主权豁免的态度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自60年代起，一些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适用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对该原则适用的一般例外。

　　（一）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1960年美国“萨巴蒂诺修正案”中，地方法院以古巴的国有化不以公益为目的，歧视美国公民，以及未作适当补偿，因而违反国际法为由，对该案不适用国家行为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却对该案适用了国家行为原则，认为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以及大量的国际实践，外国没收财产的问题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判决引起了国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修正，规定美国法院对由于1959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没收财产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外国国家行为而提起的侵害诉讼，不得适用国家行为原则。但未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行为，或总统决定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的国家行为除外。该修正案为国家行为原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规定了一个法定的例外，即美国法院可以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只要外国的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美国法院就可以宣布其为非法。

　　除美国外，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的国际合法性加以审查的。例如，荷兰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美国总检察长诉希鲁瓦特案”中，认为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法院考虑另一个国家征收财产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但是，另一些国家的法院，如意大利大理院在其判决中，却反对审查外国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国际法的问题。

　　（二）行政机关的同意。1937年，原告伯恩斯坦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纳粹官员关押，其公司的一艘名为“甘地亚”的船舶也被纳粹转让给了被告比利时公司。1946年，已经是纽约居民的原告在纽约州法院起诉，主张对“甘地亚”的所有权。法院表示，根据国家行为原则，它无权审查根据德国法的转让行为的合法性。上诉法院也持同一见解，但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排除该原则的适用。美国国务院认为对于为恢复因纳粹的强制而丧失的财产而在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法院可以不受国家行为原则的约束。上诉法院根据国务院的政策声明对纳粹的国家行为作出无效的判决。以后的许多案件都遵循了该案确立的适用例外，即“伯恩斯坦例外”。

　　（三）公共政策保留。以公共政策为由宣布外国国家行为非法的做法多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例如，1972年至73年法国法院审理的“布莱登公司案”中，法国法院认为智利政府的国有化法令在法国无任何效力，并主张对智利政府的国有化行为进行调查。而德国法院在1948年也以违反道德准则和公共政策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征收法令的合法性。

　　（四）商业行为。美国于1976年颁布了《外国国家主权豁免法》，在主权豁免问题上由绝对豁免主义转向有限豁免主义。这一变化也影响到国家行为原则的适用。在1976年的“登希路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家行为原则不适用于主权者的商业行为。同一法院在1983年的“麦克唐奈尔案”中也明确声明，主权者纯粹的商业行为一般不要求司法限制。

　　在上述几项适用例外中，政府同意的例外基于分权说，而商业行为例外则是有限豁免主义的引申，对外国国家行为违反国际法的适用例外是有其理由的。虽然依据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各自在自己领土内行使主权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进行干涉，但如果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公认的国际法或特定的国际义务相冲突，国家行为违反其国际法上的义务，法院就不能承认这种行为的效力。因此，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为进行国际法上合法性的审查，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