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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 是人民法院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法院队伍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简称《法警条例》)规定，司法警察担负着警卫值庭、维护审判秩序、送达法律文书、看管提押人犯和罪犯, 参与执行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执行死刑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以及保卫审判机关安全、处置突发性事件等任务。当前, 随着基层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任务的增加，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也日趋繁重，其职能作用更加明显和重要，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基层法院建设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司法警察力量。然而, 目前基层法院法警队伍状况与其担负的职责和作用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在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警务装备的配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影响和制约着司法警察作用的有效发挥。

一、警力不足一直是困扰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基层法警大队人员编制的规定和要求，基层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应保持本单位编制人数的一定比例，然而，一些基层法警大队虽经几年建设, 人员编制仍没有达到标准，有的甚至远远达不到编制警力数；有的基层法院为解决其他业务庭室人手不够的问题，将法警抽去帮工或做兼职司机；有的法警虽已编队管理，但部分法警长期做一些超出法警职能范围内的工作，这些现象造成法警队本身警力不足，难以统一指挥和调动，难以形成整体战斗力。
二、法警队伍思想不稳定。
人民法院以审判工作为核心, 法警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审判工作这个核心。在基层法院中,有的法警片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低人一等, 受人指派, 没有出息，因而工作不安心, 思想不稳定；有的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打杂工、出公差等事务性工作, 有苦劳没功劳, 因而想方设法想调离法警队伍；另外，法官法实施后, 进入法官行列的门槛提高, 一些法警想参加全国司法统一考试，但认为自己干法警工作业务接触面窄, 学习机会少, 学习时间不够用, 在学习和应试上力不从心, 因而顾虑多，情绪大。法警队伍思想不稳定的状况, 是造成法警队伍难以管理的一个内在原因。
三、警务装备比较落后。
根据《中华人共和国警察法》和《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装备标准》规定，对基层法院法警大队的武器、器械、交通工具、通讯器材都有相应的配置标准，但目前基层法警大队警务装备符合这一标准的并不多，一些法警大队连必须的警务装备也不全。 有些的基层法院警务装备的管理未按规定执行，枪支弹药不归法警队管理，甚至连囚车和指挥车交由其他庭室负责，给这些法警队应对和处置突发情况准备带来困难，影响、制约训练和任务的完成。
四、法警人员素质不高。
新的形势和审判工作的要求, 司法警察不但应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知识, 同时还应具备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专业技能。当前, 由于法警工作任务繁重、经费紧张的原因, 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训练很难做到经常化、正规化。一些法警大队常年不训练, 只是在上级检查、应付考核时才临时集中训练几天应付了事；一些法警队没有训练场地和设施，组织训练无处可训；有的新上岗法警对业务不熟悉，未经专门培训便上岗执勤执法, 以致在工作中常出现问题。
五、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
根据《法警条例》的规定，司法警察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行为, 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但在一些基层法院，由于人员紧张和过于追求结案率，将本院法警列入目标管理中，并规定目标和任务，且与经济利益挂钩，导致一些法警争办案件，特别是争办行政、民商事执行案件。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由于一些法警业务不熟, 素质不高, 常出现办错案、办“关系案” 、“人情案”的现象。有的法警政治思想素质不高，在值勤执法、履行职责时方法简单粗暴，滥用警械、警具，殴打辱骂当事人，影响法警形象，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
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出现的上述问题，既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有基层法院管理教育不力的原因,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法警组织机构。
基层法院司法警察是隶属于基层法院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是基层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层法院配备一定比例的司法警察，是由基层法院及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对法警队伍的建设，基层法院在思想上应高度重视，在组织上建立健全法警机构。首先, 要选配好强有力的法警领导班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法警领导班子的选配对警队建设至关重要。基层法院应挑选政治素质好, 业务素质强, 作风过硬, 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和管理能力的干警挑法警队的大梁, 同时应按规定配备政治干部, 建立一个好的法警领导班子，组建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其次, 落实编制，用足用好警力。法警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集体, 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实行编队管理, 这是不同于法院其他队伍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目前法警工作任务繁重而警力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基层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比例确定法警的人数，既不能让非法警人员占用法警编制，也不能让受衔法警从事超出法警职能范围内的工作，造成警力不足、削弱战斗力的状况存在。同时,基层法警队应认真落实司法警察的编队管理, 对所有法警都归口编队管理, 对于那些长期在外出公差、兼职法警，应使其归队，对那些虽已编队, 但长期担负某一具体业务如行政、民事执行等工作的法警,应当根据职责要求让他们脱离出来, 由法警队统一管理使用，确保法警的集中统一。第三，理顺法警进出渠道。由于体制的原因, 目前一些基层法院的法警队仍有一些年龄偏大, 身体素质及体能不太适合法警工作的老同志，这部分同志思想素质好，作风过硬，热爱法院工作，对基层法院和法警队建设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对这些老法警应给予关心爱护，适当安排他们或从事法警内勤工作, 或安排其他的岗位，或提前离退休。当前, 一些基层法院为解决警力不足问题，已招用部分聘任制法警。据悉，这些基层法院的聘任制法警招聘使用后，不仅大大缓解了基层法院警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还给基层法警队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在值庭押解、看管、送达、协助执行及执行死刑任务中已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法院对部分法警的聘任制度, 应按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试行聘任制暂行办法》规定，严格聘任条件，严格审批程序, 严格考核培训, 真正把政治思想强、文化素质高、能胜任法警工作的人挑选到法警队伍。
二、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上从优待警。
首先, 在政治上关心法警的成长进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武装法警头脑，提高法警的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道理。基层法警队要结合开展争创人民满意的好警队，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警的活动，开展作风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引导法警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爱岗警业，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实践理想, 实践人生价值。其次，大力宣传法警的新人新事。司法警察工作强制性多，机动性大，责任重，实行的是暴露式、流动性押解、看管被告人和罪犯，执行拘留、搜查、拘传任务，参与民事强制执行和执行死刑任务、处置突发性事件，其危险性是除公安刑警外其他警种无法比拟的。因此，基层法院对法警工作应予以大力宣传，要利用各种途径宣扬法警，报道法警工作，特别是要大力宣传司法警察在履行职责、维护审判秩序、严肃执法、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尊严方面的牺性奉献精神和英勇事迹，教育法警, 感染人民, 宏扬社会正气。第三、在工作、生活中关心爱护法警。基层法警任务繁重，工作艰苦，危险性大，接触各类疾病多，执行死刑任务要承担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基层法院的领导对法警应当予关心和照顾，在职务调整、使用和生活福利方面要与其他干警一视同仁，要按法警条例规定落实警衔津贴和其他补贴以及保险、保健等福利待遇，在住房、子女上学入托和家属再就业等问题上给予关心帮助，努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训练，提高法警的业务素质
训练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法警素质的根本保障。司法警察是一支带有武装性质的队伍，要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威武之师，除了严格的管理教育外，必须通过严格训练才能实现。1. 训练工作必须经常化、规范化。基层法警队工作多人员少，个体素质差异大，不太可能将全年训练任务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全员完成。因此，基层法警队根据训练大纲，结合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制定训练计划，确定训练人员和内容，确保所有法警都参加训练，完成训练任务。在训练内容方面，由于法警训练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法律知识、文化知识、业务技能等各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应围绕和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和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暂行办法》进行，规范法警的训练，规范专业技能，提高法队伍规范化程度。2. 改进训练方法。法警训练内容多，工作任务多，人员业务和身体素质又参差不齐，在训练时间、内容及方法上不可能搞一刀切，必须因人而异。在训练时间上，既可集中短期时间全训，也可抽出每周一、二个工作日时间训练，还可利用空余零星时间以及进行晨练，积少成多，练功不止，遂步提高。在训练的方法上，采取全训和轮训、分散与集中、自学与铺导相结合以及能者为师、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确保训练时间、内容落实到实处。同时，法警训练要注重实用性，“用什么，训什么，缺什么，训什么”，从实际工作出发进行训练，尽量适合法警的工作特点、贴近审判工作需要，使广大法警掌握履行本职工作的技能，提高执法水平。譬如，对新上岗的法警训练, 训练的重点应放在使他们掌握法警工作范围、工作程序和基本业务技能上，以解决执勤操作动作、执勤方法和处置执勤中遇到的问题。而对那些工作时间较长，经验较丰富的法警的训练，在巩固和提高原有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训练重点应放在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增强综合素质上，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只有做到训练的针对性、适用性，法警训练才会有生命力，才能深入持久，更有实际意义。3. 切实解决法警的训练保障问题。当前制约法警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警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难以保障，由于缺少必要的训练经费和场地，一些基层法警队想开展训练，但苦于无场地、无装备、无器材而难以组织实施，有些法警队训练采取游击战术，一天换一个训练场地，有的甚至全年不训练。在训练保障方面，基层法院应重点扶持重点保障，在年度财政经费和业务培训费中，专项划拨法警业务训练经费和装备的购置费，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在器材和场地方面，有条件的单位，应尽量考虑到法警的训练设施建设，目前一些基层法院拟筹建和正在新建法院审判大楼，也应考虑法警业务训练的设备和场地情况，确保法警训练的物质保障。
四、加强警务装备建设。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警务装备是保障法警战斗力的基础。法警从事的是急、难、险、重的工作,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开得动，拉得出，打得赢，必须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保障。一个战斗集体,如果没有与之职能作用发挥相适应的武器装备，其威摄力势必减弱、战斗力势必削弱。因此，基层法院在法警警务装备建设, 思想上应予以重视, 物质上予以保障，按照有关司法警察警务装备建设的标准进行投入，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步一步落实，一项一项解决，彻底改变警务装备落后的状况。当前法警队必须配置的交通、通讯和警械应当配置齐全，保证法警能正常履行职责。形势的发展和审判、执行任务的要求，基层法警司法警察必须更新装备, 加快警务装备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提高现代条件下法警的战斗力，对法警新装备新设施的建设，基层法院分期分阶段地解决，遂步实现装备的现代化。另外，基层法院应放手让法警队管理使用手中的装备，不要管得太严，统得太死，按照规定应由法警队负责管理的武器弹药不交由其它部门保管, 在囚车及指挥车的管理使用上也应专车专用，交由法警队负责，避免影响法警训练和工作的积极性, 影响任务的完成。
五、加大管理教育的力度。
针对法警队伍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基层法院应予以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一是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增强法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政治敏感性，教育引导法警树立树牢为民服务的思想，遵纪守法, 时时处处做到自省、自重、自警、自勉。在廉政教育方面，要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育，特别是要运用典型案例、事件报道的形式对法警进行警示教育，真正触动干警思想，筑起思想道德及党纪国法的防线，使他们健康成长。二是建立健全法警管理的各项制度。1) 、编队管理，双重领导。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实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是区别于法院内部其他队伍建设的一个最明显特点。基层法院法警大队受基层法院院长直接领导，可以保证基层法院直接使用这支武装力量，完成维护审判秩序的任务。基层法院法警大队受上级法警部门的垂直领导，可以保证区城内的法警上下联动，协同作战，形成整体战斗力。在司法警察的垂直领导体系中，基层法院法警大队虽处于被领导的下属地位，但其开展工作应是主动的积极的，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命令指示和精神，接受上级的指挥、调遣、检查、监督，在执行命令和决定出现问题时，及时主动向上级汇报,执的。2) 、严格制定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基层法警大队应根据上级有关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送达、值庭、押解、看管、协助执行、执行死刑及警力派遣等规章制度，明确法警的工作职责、行为举止和警力派遣规定，使法警执行任务有规章可遵循, 有制度可落实；司法警察要严格遵守省高院的“五条禁令”, 做到不该吃的饭坚决不吃, 不该去的场所坚决不去, 不该交的朋友不交，不接受当事人礼物，不办“关系案” 、“人情案” 、“金钱案” ，树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良好形象。3. 认真落实枪支弹药、警械装备的使用管理规定。建立枪支弹药领用审批登记制度和进出交还登记制度，非执行公务不得配发枪支。枪支弹药管理落实“三铁一器” 制度，实行领导负责制，应集中保管，专人负责，分人、分开保管, 定时检查保养，严防丢失损坏；教育法警遵守警械使用规定，不违规使用枪支，不滥用、乱用警械，文明执勤执法，不打骂当事人。三是严厉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基层法院对本单位法警部门存在的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隐瞒不报，应本着对组织、对个人负责的精神, 认真严肃的查处, 该处分的处分，该辞退的辞退，绝不能姑息迁就。

(安乡:吴炳红 汤四安)





　　　　　　　　　　　　　　论对村民选举权的法律救济
　　　　　　　　　　　　　　　　　　——基于地方自治法的立场

　　　　　　　　　　　　　　　　曾文远 中国政法大学

　　内容提要: 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故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属必要。厘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关系问题，是正确看待村民选举权法律救济的前提。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


没有救济则无权利，侵害固然可怕，但无针对侵害的法律救济则更令人心怖。我国村民选举权屡遭侵害导致村委会选举出现不协调之音，从而影响村民自治原本具有的社会和法律功效。当前我国学界对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展开了一股研究热潮，[1]这些研究的成果大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村委会选举纳入到我国整个选举制度中考察，因而综合借鉴国外选举权利救济制度来构建我国的村民选举权的救济机制。二是突出司法救济对于村委会选举权救济的根本作用，于是相应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村民选举权纠纷争议的法院管辖权上。
笔者认为，理论界的这种分析路径从根本上仍然是宪法式的，即没有将村委会选举视为根本不同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选举（其中典型的就是人大代表的选举）的地方自治行为，这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消极后果，即通过这种方式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村委会选举权的救济问题，但是不能在整体上解决村庄自治中的其他问题，如村庄行政执行问题、自治监督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同一的，都是在于没有厘清我国地方自治与自治监督的理论关系问题。因此，将村庄视为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法律主体以及其享有自治事务的完全管辖权，这是正确看待我国村民自治问题的起点。
一、地方自治法视野下的村民选举权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村庄自治的一件大事。村庄自治毫无疑问属于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的内容，因此我们将村委会选举必须纳入到地方自治法的视野当中予以考察。不过，现阶段我国法学界存在着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这就是地方自治法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目前占主导的意见认为，地方自治法是宪法的内容范畴，因而村庄自治、村委会选举等问题很自然是宪法性问题，理应由宪法学加以研究。笔者以为，如同合法财产之保护，地方自治（村庄自治）一样是为宪法所规定之内容，但该等内容在宪法层面仅仅具有制度保障意义，并未能予以具体展开，而具体化之任务实则留有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实现之。法律层面的地方自治和宪法层面的地方自治意义自有所偏重和差异，前者构成地方自治法的实体内容，后者则成为统摄和审查前者的更高层次的立法准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地方自治实质上为一种行政任务执行方式，地方自治法的主体内容是关于该种行政任务执行的组织体制，故其从属于统一的行政组织法体系。
（一）民主合法性原则之于行政组织的意义
行政活动的采取，必有一定的组织加以保障。与此同时，行政一旦拥有了一定的组织，即意味着选择了关于行政任务、行政权能等诸多关乎行政运作的制度性分配。换言之，行政组织就是行政籍以活动的机构组合体，它涉及到机构与其所属主体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调整组织主体性的法律规范。行政组织法就是“有关行政组织设置、内部结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程序、履行组织职能的人员任用及其地位以及必要物质手段筹备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首要任务就在于为行政系统内部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后果的归属及其认定的标准，确立行为的责任性”。[2]
民主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意味着为宪法保障之行政组织法亦须遵循该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受人民领导权的约束。从民主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充分合法性证明要求以及选举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必须在行政组织关于机构、人员和事务内容的具体合法性证明方面得到严格贯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员合法性证明，团体成员的选举权就是其基本要求，因为从人民主权可以很自然导出，国家公民具有国家行政组织民主合法性证明主体资格，地方居民具有自治团体组织的民主合法性原始证明主体资格。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大胆预测，如果以村委会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体现的“草根民主”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民主，从而找到一条自下而上的中国民主化途径，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对国家政治民主的重大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草根民主”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想。
（二）地方自治的产生和性质
1．地方治理的两种方式
地方事务应当得到治理，这是人类社会秩序化的要求。[3]对地方事务加以治理的途径有二：统治和自治。
统治意味着国家政府权威在地方领域内的延伸，将地方成员均纳入到国家权力组织网络中，并且该网络掌握着成员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可见统治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基础在于“国家一社会”的混沌状态。统治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命令使得秩序有计划性，因而其具有政令畅通、高效率的地方治理优点，但是这一手段不足以应付地方事务的复杂化（特别是新事物的冲击），不足以真实表达地方公民的利益诉求，正是这种要害性的特征使得现代国家逐渐放弃地方统治的模式，转而需求一种内生型治理模式。[4]
自治则表明国家权力在地方事务的有限性，具体表现为“成熟公民”对自己事务的自我管理，但是自治须建立在独立公民社会即“国家一社会”二分基础之上。如果说统治或多或少将地方治理视为国家治理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地方自治则意味着其自身便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国家的治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地位。公民自行管理地方事务，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激发公民对公共福祉的责任心和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利用公民有关乡镇事务的兴趣、地方性知识和专业知识”；[5]不过因地方自治而导致的国家分裂的危险也并不是不存在，对此可以通过地方自治法的规制予以消解。
2．地方自治的性质
近代法治的最初逻辑基础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反抗，这种防御权思想必然要求在普遍公民中存在一种共同意识，即尽可能减除作为“必要的恶”的国家作用，使其仅仅作为“夜警”而存在。这种自我管理的思想直接对当时逐步走向近代法治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地方事务治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商品经济也导致“城市自由空气”的扩散，于是地方自治得以产生，也可以说地方自治最开始就是城市自治。从反面来看，地方自治是建立在地方统治否定的基础上，正是因为专制在市民阶层中激发出来的日益高涨的“厌国情绪”直接触发了法律同志社思想(Rechts-genossen)的回归。
地方自治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法律规制特征，这种法律规范，一方面是在内容上明确地方自治的管辖权，另一方面则在功能上将自治权思想贯彻到宪法当中，形成地方自治权的准基本权利性质。
关于地方自治权的性质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固有主义和传来主义两种立场。固有主义认为，自治权为天赋的，为公民所固有，先于国家存在，故其理所当然地为基本权利谱系内容，该理论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权”思想以及基鲁凯的组合法理论；传来主义则强调国家对于地方自治的先在意义，即地方自治权乃由国家所传授。后来制度保障主义在继承传来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固有主义强调地方自治权的保护倾向，主张在从宪法上加强对地方自治的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sgaran-tie)，从而解决了固有主义和传来主义的紧张关系，成为学界通说。[6]
（三）村民选举权性质的再界定
人事权是自治权的重要内容，根据民主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人事权就应当通过选举权体现出来。公法学通说的观点是，地方自治权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并且由宪法直接保障的权利谱系。因而行政组织的选举权不是一种客观性法则，而是由实证法加以设定的，由此来看，村民选举权无外乎是其具体的一种体现。通过一定程序（以投票或其它方式），选择能代表他们来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进行公共治理，这就是选举。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行使（或者说让渡）自我原始自治主权的一种行为，村民选举权则是其法律保障之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村民选举权：它是由作为村庄成员的村民选举村委会及其成员组建地方自治团体机构行使行政自治权的一种法定权利。
鉴于同一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往往具有不同的称谓，甚至在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称谓，如合同关系中受要约人一旦接受要约并作出承诺，即成为承诺人。农村中的村民也是如此。因此从地方自治角度对村民选举权予以界定，必须注意其与公民选举权的区别。“村民”是一定社区内的居民相对于社区团体而言的，“公民”是个人相对国家而言的，两种称谓是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相对于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两重身份。当农村村民以其村民身份选举村委会时，我们称这种选举权为“村民选举权”；当农村村民以其普通公民身份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时，我们称这种选举权为“公民选举权”，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狭义选举权。从上文对村民选举权的涵义分析以及二者之实践表现来看，二者至少存在着这几点区别：
1．适用法律不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并无一部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村组法》只用了一章十个条款对村委会选举作了规定，有关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范极不完备。村民选举权更多的是适用大量的地方法规。与此相反，公民选举权适用的法律规范要完备得多，既有单行的统一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选举法，又有大量的地方性选举法规，其法律制度资源之丰富为前者所无法比拟。
2．享有主体不同。村民选举权的权利主体仅限于农村中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的具有村民资格并依法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的村民。其权利主体具有强烈的属地色彩。我国公民选举权的权利主体范围则极为广泛，本文先前介绍过凡年满18周岁，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可成为其权利主体，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等则在所不问。
3．权利内容不同。村民选举权是村民享有的自治权的一种，是宪法所赋予的行使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它是一种民主政治权利，目的在于使村民依法选举村委会，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公民选举权不是一种自治权，而是宪法规定的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选举产生代议机关代表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最基本权利。
4．行使方式不同。我国农村实行村委会的直接选举，村民直接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其选举权是通过直接方式实现的。但公民选举权的实现则既有直接方式又有间接方式，即县级及其以下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县级及其以上人民代表通过间接方式选举产生；我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元首的直接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上是通过间接方式选举产生的，尽管有地区已经开始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但仍处于试验阶段。
5．权利救济方式不同。“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古老法谚仍是现代法理学的一大原则。对村民选举权的救济方式，《村组法》的规定非常简单，仅在第17条中规定在遇有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碍村民行使选举权，破坏村委会选举时，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由有关机关负责调查处理。一些地方法规则进一步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的刑事诉讼救济方式，但这些规定并不多见，且极不完善。我国法律对公民选举权救济方式的规定要完备得多，不仅有刑事诉讼方式，而且有民事诉讼方式如选民资格案件等。不过将村委会选举权的救济纳入到司法系统中，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一种普遍认识，这也是区别于一般公民选举权之救济方式的主要不同点。
二、村民选举纠纷的具体形态和特征
村委会选举纠纷的实质就是村民选举权遭受侵害，而村民选举权又根源于村民自治权。根据地方自治法的理论内容，自治法的主体内容就是自治权之行使以及行使行为的监督，但是无论是行使还是监督，都是将地方自治团体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如何看待因选举而产生的村委会的性质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
按照这种法理的推导，村庄自治团体毫无疑问的具有了行政法上的独立主体地位。[7]村民选举权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也是毫无疑问的公权利性质，但是却因村委会这个自治机构的中间体而将问题复杂化了，因为在现实中侵害村民选举权造成选举纠纷的主体往往发生在村委会及其相应机构上。另外，村庄的自治权地位，决定着村民选举权作为一种主观公权利请求之公共行政主体义务人的模糊性，这些都使得我们对村委会选举纠纷的性质定位产生困惑。
在进行相应的救济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因为一切事关村委会选举的纠纷和争议都是妨害村民选举权实现的障碍，都是实质的侵害行为。
（一）主体特征与形态
村委会选举纠纷在主体上主要涉及选举权人（即村民）和相对义务人。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第4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第5条）并且可以提出“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建议（第3条第二款），乡、县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第17条），等等，这些现行法律规范内容都涉及到村民选举权实现的相关事项，因而都会导致村委会选举纠纷的产生。故从选举权相对义务人的性质上来看，村委会选举纠纷的形态可以有：(1)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和基层人民政府之间的纠纷；(2)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和前村委会或者村民选举委员会之间的纠纷；(3)作为选民的村民和其他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之间的纠纷；(4)竞选人之间的纠纷。无论村委会选举纠纷（两方之间）的主体形态如何，但都必须以作为选民的村民或者竞选人为纠纷的一方，因为纠纷或者争议存在的基础在于他们的村民选举权。
（二）客体特征与形态
村委会选举纠纷在客体上表现为村民选举权利由于具体内容而在村委会选举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里涉及到的纠纷主要有：
1．选举资格争议。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13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村民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一律都是具有选民资格，即享有村民选举权，但问题什么是“村民”法律并不确定，因而选举资格争议就表现在村民身份认定而产生的纠纷。
2．选举效力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表现为选举权人对正在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整体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而产生的争议，也可能是村民或者候选人对已经结束的村委会选举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3.罢免争议。罢免权是村民选举权的一种延续，因而侵犯罢免权产生的纠纷也属于村委会选举纠纷。罢免争议是指依照法定选举程序合法产生的村委会及其成员在其具体执行村庄公共行政权力的存续过程中，因违法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村民启动罢免程序而产生的争议。需要注意的是，村委会成员同样为享有村民选举权者，故他们和提出罢免的村民都具有罢免争议发动者身份的可能性。
4．程序争议。村委会的选举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表现出来，而这些程序都是法定的，故村民或者候选人对选举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亦可产生相应的争议和纠纷。
笔者认为，在村民选举权的行使中，共存在这样几种独立的法律主体，其就可以构成村委会选举纠纷的一方：(1)选举权利主体，这主要是指选民、候选人者当选人；(2)村庄自治权利（力）主体，村委会受选举产生因而接受了村民让渡的自治权利，因此构成了村庄自治团体的公法人代表；(3)国家行政主体，主要涉及对地方自治具有法律监督权的行政机关，但其真正主体应当为国家本身；(4)其他组织和个人，任何不特定的组织和个人只要存有妨害村民选举权行使情形均构成村民选举权的侵害主题。根据以上关于纠纷形态的分类，我们很容易结合法律主体的各自权利（力）做出纠纷所涉及的权利（力）对立的形态，因为村民选举纠纷的实质就是以村民选举权为中心的各种权利（力）的对抗。这些权利对抗的形式主要有三类：(1)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的对抗纠纷；(2)村民选举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对抗纠纷；(3)村庄自治权和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对抗纠纷，我们接下来就分别分析其各自的权利（力）基础进而探讨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
三、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对抗纠纷的救济途径
村民选举权之行使从村民个体来看是一种个人参与自治管理的行为，但是从自治团体的角度来看，如何保障与促进村民选举权之实现则是其自治权限内的固有事项，而且也是一种法定责任，我国目前的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也多是从这点来保障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因此，对于村民之间选举权对抗纠纷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下行政相对人公权利之对抗和争议类似，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自治团体还是国家行政主体一般都具有纠纷的救济职责，故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对抗纠纷的救济首先是村庄自治团体自我的行政救济。
村民选举权和村民选举权之对抗纠纷可以表现为选民之间的选举权纠纷，也能表现为候选人之间的选举权纠纷，更能表现为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选举权纠纷，但是无论其形式如何，这些纠纷都属于村庄自治团体所应当管辖之自治事项。这也正是本文并不主张将此类纠纷一并推向司法救济借助行政诉讼予以实现村民选举权之救济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尽管以司法为最终原则的现代法治国家理念要求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方式，但是其并不代表一定是首要选择的方案。当前我国存在许多村民向村庄自治团体以外的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寻求选举权救济的现象迅猛增多，其一个方面反映了村民认识到自治法律监督制度的保障功能，但是另一个方面则体现了我国村庄自治主体自治权的不完整或者村民自治本身的“自治”意味大打折扣了。
自治体不能有效解决村委会选举之争议和纠纷，主要是由于法律确立的村庄自治团体关于此类纠纷的救济权及其行使的具体组织机构不明所致。其实这也反映了国家在立法思想中对地方自治法的基本法理仍抱有一种谨慎的怀疑态度。从实证法角度来看，“由国家来处理村庄选举争议的做法如果被广泛采用，恰恰可能弱化了村庄的自治能力，而规定了村庄选举程序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恰恰是为了确立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治理制度的，村庄自治能力弱化恰恰有违村民自治立法的初衷。”，因而，“仅就构成自治能力一民主选举来讲，如果自治体本身能够处理选举争议，无疑也会大大加强村民自治制度设定的村庄公共权力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制度目标。”[8]笔者认为，增强村民自治共同体作为行政法主体处理其自治权范围的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选举权与村民选举权之间纠纷的救济主体的能力，须着力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村委会选举法》的制定为契机，尽可能完善村委会选举的具体制度，使得相应的选举权纠纷能够明晰化，这是做到所有村委会选举纠纷救济的前提。